案件情況

　　2019年7月，郭在一個外賣應用程序上注冊為一名騎手，并在北京市通州區提供外賣配送服務。注冊時，郭根據系統提示閱讀《在線配送協議》并簽署，約定了工資標準、工作內容、工作要求等。協議提到，郭將為郭投保意外保險，郭每天需要支付3元的保險費，從工資中扣除。在工作期間，郭通過應用程序提取了他的現金工資。

　　2019年8月，郭在配送過程中意外撞到欄桿，造成左膝半月板損傷、韌帶損傷等，兩次住院手術尚未完全恢復，腿無法伸直。在過去的一年里，郭花了10多萬元，但事故保險只能支付3萬元，郭向親戚借錢。

　　郭想認定工傷，咨詢外賣平臺客服，客服聯系上海A公司。咨詢A公司，但找不到相關負責人。

　　仲裁結果不利于向法院起訴

　　2020年7月，郭來到通州區法律援助中心尋求幫助。郭符合法律援助條件，工作人員當天為郭辦理了援助手續，?律師為他提供法律援助。

　　接受任命后，經過律師的梳理，郭知道雖然他是一個外賣平臺的外賣騎手，但他與外賣平臺沒有勞動關系。上海A公司在APP上與他簽訂了協議，上海A公司也支付了工資。會議當天，律師幫助郭向仲裁委員會提起訴訟，要求確認郭與上海A公司的勞動關系。

　　仲裁期間，上海A公司不承認雙方的勞動關系，并辯稱郭是公司參與的眾包項目下的騎手。根據協議，雙方形成了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應受《合同法》的約束，而不是《勞動合同法》。該公司還表示，郭沒有進行日常工作管理。郭7月收入超過500元，8月收入超過1000元，月收入較低，推測郭騎手是兼職工作。

　　律師主張，郭每天上午6點推出外賣APP系統，晚上8點下線，必須收到訂單，如取消扣除，并不時核實是否收到訂單；雖然A公司沒有現場管理，但系統通過限制訂單、罰款等方式進行遠程管理。但由于郭的工作號碼已被平臺取消，其提供的證據材料已打印，仲裁委員會最終沒有支持郭的要求。

　　郭拒絕接受裁決，擬起訴法院。郭再次申請法律援助，通州區法律援助中心繼續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

                                             

　　深圳工傷法律師迫使對方證明最終達成調解

　　在法院審理期間，A公司繼續否認雙方的勞動關系。上海A公司與安徽B勞務公司簽訂了勞務派遣協議，稱郭實際上是安徽B公司派往A公司的人員。A公司仍然認為郭是一名臨時兼職騎手。

　　律師早就收集了郭參加公司線上線下培訓的短信記錄、手機截圖等新證據，并向法院提交了A公司提出的兼職聲明。律師主張郭7月底才注冊，8月初受傷，月收入低，但平均每天200多元，符合專職送貨員的平均收入水平。后來，唐律師要求法院轉移郭的送貨記錄、網絡送貨協議等協議原件。

　　幾天后，法院通知律師，A公司打算調解。在律師的幫助下，公司最終同意賠償郭12萬元，法院出具了調解書。

　　律師提示

　　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模式和就業形式日益多樣化，出現了許多新興的職業，外賣騎手就是其中之一。然而，這一新興職業存在就業關系不明確、缺乏勞動權益保護等問題。

　　以郭為例。郭認為自己在外賣平臺上工作，卻不知道背后有上海A公司，甚至安徽有B勞務公司。在律師的幫助下，郭逐漸知道自己和誰有勞動關系。

　　
       外賣騎手必須注意保存工作痕跡。事故發生后，外賣平臺和外包公司經常堅持自己的觀點，互相逃避責任。在后臺取消外賣騎手的手動號碼后，外賣騎手無法提供證據。外賣騎手可定期保存訂單服務統計信息、在線和離線培訓、例會信息和照片。深圳工傷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