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類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因涉及罪與非罪、復雜民事法律關系、民事不法與刑事犯罪的區分等問題，而存在較大爭議。從司法實踐角度出發，辦理此類案件應當充分考量犯罪構成、民事法律關系、阻卻事由等，嚴格區分民事不法與刑事犯罪的界限，并綜合全案事實證據，準確定性。

　　1.法院將該民事法律關系僅僅界定為履行合同關系忽略了農某和朱某作為股東所設立公司的法律關系。公司具有獨立人格，雖然《聯合房地產開發合同》約定除了土地和啟動的700萬元屬于農某出資，其余資金均為朱某籌集，但由朱某籌集并不意味著由朱某任意支配甚至可以侵占。

　　2.本案朱某是偉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用經營管理偉業公司的職務便利，采取虛列工程款開支，并將虛列工程款支付的成本列支在會計賬中平賬。從這點來說，朱某的行為已經符合犯罪構成要件。

　　3.二審法院雖然維持了一審無罪判決，但認為朱某身為偉業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合理避稅為由虛開發票并套用公司款項存在合理性，不足以認定其非法占有公司財產的主觀目的。

　　4.本案中，雖然民事法律關系和犯罪構成等方面的證據基本充分，但仍有一些不確定的事實無法證明，比如朱某辯解的因避稅而虛開發票，但通過虛開發票能夠降低多少稅收，是否能夠與其本人所繳納的55 萬元稅金相抵，由于項目沒有結算無法查明，可以作為不能排除合理懷疑的理由。這個案件之所以判無罪，最關鍵的是認定朱某非法占有公司財產的主觀目的不確定，證據也不夠扎實。
 

　　【裁判文書摘錄】

　　2008 年 7月19日，被告人朱某和農某作為股東參加憑祥市偉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偉業公司 ) 股東會決議創立該公司并通過公司章程，選舉朱某為公司執行董事兼經理，農某為公司監事。2008年7 月 23 日，朱某與農某簽訂房地產聯合開發合同，約定成立新公司 ( 指偉業公司 ), 合作開發權屬為憑祥市乾坤有限公司位于憑祥市北環路中行旁的3220平方米的地塊 ( 以下簡稱偉業大廈項目 )。該合同約定，農某出地及現金700萬元，朱某承擔房地產項目除農某投入的700萬元以外的所有投資資金直至建設工程全面竣工并驗收合格為止，并且約定朱某不得就該資金向新成立公司求償 ; 偉業公司的經營活動及該房地產項目的具體事務全部由朱某負責 ; 建設項目經竣工驗收合格后，農某按協議約定首先分配到土地入股的30% 房產收益， 并按照有關部門批準的規模、面積結算項目實際投入資金總額折算出農某出資700萬元所占比例分配到相應的收益 ; 房地產銷售后，銷售額扣除銷售成本以及各項稅費 ( 指扣除包括建筑成本、運營成本、稅費等 ) 后， 由朱某與農某按各占的比例進行純利潤分配，分配結束后新公司歸農某所有。同年 8月1日，偉業公司成立，朱某為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按合同約定由朱某負責公司的經營活動及偉業大廈項目的具體事務。2008年偉業公司成立后依合同開發偉業大廈項目樓盤，由南寧市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南建公司）承建該項目。2010年3月至7月期間，朱某未經其他股東同意，以盡快解決工程款為名，要求南建公司以加大建筑安裝成本以達到合理避稅為由 (“走賬”方式 ) 的手段，將偉業公司500萬資金以支付工程款的名義付給南建公司，該公司扣除55 萬稅金和管理費用后， 將余款 445萬元轉入朱某指定的銀行賬戶，朱某收到后，指令他人將資金領出后轉入其投資的某項目賬戶， 80萬元用于裝修，其余款項轉入朱某本人指定的銀行賬戶（無法查明用途）。　　從2012年公安機關立案至2018年二審法院裁定維持一審的無罪判決，期間經歷了公安機關報請逮捕、檢察院不批準逮捕、公安機關復議、復核、上級公安機關要求下級公安機關撤案、上級檢察機關要求對公安機關的撤案進行糾正、檢察機關立案監督、公安機關恢復立案、重新報請逮捕、檢察機關批準逮捕、起訴、一審法院判決無罪、檢察機關抗訴、二審維持原判等環節。
 

　　本案在辦理的過程中，公、檢、法之間的爭議分歧非常大，包括在檢察機關內部分歧也很大。主要的爭議問題在于，朱某的行為是民事法律行為還是犯罪行為，認定朱某構成職務侵占的證據是否確實充分， 具體為檢察機關認為本案朱某利用職務便利，將偉業公司的賬戶資金通過虛支工程款的方式套取出來歸個人使用，將公司財產非法占為己有，其行為符合職務侵占罪犯罪構成要件，應認定為犯罪 ；法院則認為雖然客觀上朱某的行為看似構成職務侵占罪，但本質上其是履行合同過程中自由處分個人財產的行為，且具有對抗非法占有目的的合理事由，不能認定為犯罪， 最終這個案件以二審法院維持一審的無罪判決告終。
 

　　【刑民交叉案件的審查認定思路】

　　我國刑法理論無論二階層論還是四要件論，要認定為犯罪的前提都是要符合犯罪構成。“犯罪構成是分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具體標準，就是依照我國刑法的規定，決定某一具體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而為該行為構成犯罪所必須的一切客觀和主觀要件的有機統一”［1］，“就認定犯罪的法律標準而言，除了犯罪構成之外沒有別的標準，也不能在犯罪構成之外附加其他任何條件，所以，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唯一法律標準。換言之，行為符合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唯一依據”［2］從該論斷可以得出，一個行為能否認定為犯罪，就看該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在司法實務中，單一的刑事法律關系案件（相對于刑民交叉案件而言）較好把握，某一行為一旦符合了犯罪構成就能夠定罪。但是在錯綜復雜的刑民交叉案件中，要簡單的認定為犯罪就不那么容易，司法實務中要認定該類案件為犯罪還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僅要分析其中的民事法律關系對認定犯罪的影響還要分析符合犯罪構成情況下的證據是否確實充分。
 

　　（一）準確認定案件中的民事法律關系

　　辦理單一刑事法律關系的案件時，不存在需要認定民事法律關系的情形，直接根據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來認定是否構成犯罪。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先要確定是否存在民事法律關系，然后對該民事法律關系屬于何種法律關系進行正確的認定，民事法律關系定性不準也將影響犯罪的認定。像朱某職務侵占案，案件本身就存在著多種民事法律關系，包括朱某和農某之間的房地產聯合開發合同關系、法定代表人朱某與公司獨立人格關系、法定代表人為公司避稅支配公司財產關系等等。這些民事法律關系與能否認定朱某職務侵占息息相關，比如一審判決書［3］（以下均指同一判決書）認定本案事實如何定性要以雙方自愿簽訂的《聯合房地產開發合同》為基礎，偉業公司只是朱某、農某開發建設偉業大廈的平臺，該合同約定農某除了出資700萬元和土地外，其余資金均為朱某自行籌集，合同賦予了朱某履行合同的權利，包括資金的使用、調配等，按照合同約定的公司運行模式，其他股東所專注的主要是建設成果的交付。朱某依照合同約定，在時間和方式上投入多少，由其自行決定，其在合作開發房地產過程中如何使用資金是其履約的一部分，在本質上是合同履行關系，沒有違反合同的約定，更不可能構成犯罪。
 

　　但龍崗區龍城國際律師認為，法院將該民事法律關系僅僅界定為履行合同關系忽略了農某和朱某作為股東所設立公司的法律關系。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公司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要嚴格區分開來。偉業公司是兩當事人自愿設立的公司，并且經過工商登記，具有獨立人格，雖然《聯合房地產開發合同》約定除了土地和啟動的700萬元屬于農某出資，其余資金均為朱某籌集，但由朱某籌集并不意味著由朱某任意支配甚至可以侵占，因為朱某籌集的資金一旦投入偉業公司賬戶后，則應認定為偉業公司的財產，即使是偉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東的朱某亦不能當成是自己籌集的，歸自己隨意使用，而是要受到公司法的約束，侵犯公司財產符合犯罪構成的應當認定為犯罪。不過，這個案件也難以排除公司財產與股東個人財產存在著財產混同的可能。財產混同一方面表現為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同一或者不分，另一方面表現為公司與股東利益一體化上，即公司與股東的收益之間沒有區別，公司的盈利可以隨意轉化為公司成員的個人財產，或轉化為另一公司的財產，而產生的負債為公司負債。這樣就會因此造成股東法人代表肆意侵犯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法人財產受損失。本案中朱某是否基于合同將單位的賬戶資金與個人投資賬戶資金混同，不同賬戶之間資金的轉移和流動，由于到案的會計憑證不齊全而無法證實。
 

　　（二）準確判斷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

　　“我們說刑法更加強調實質判斷，并不是否定形式判斷的重要性和優越性，而是指在認定犯罪的時候不像民法那樣拘泥于法律關系，而是直接考察是否具備犯罪的構成要件，而不受民法法律關系的制約。”［4］前文所述，首先厘清民事法律關系是為了判斷是否有必要進入犯罪的實質認定，“形式上看似民事法律行為，實質上并不具備民事法律行為的內容，即具體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這是以民事法律關系掩蓋犯罪行為，應當認定為犯罪”［5］。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過程中發生的一批套路貸、虛假訴訟案件就是以民事法律關系掩蓋犯罪的典型例子。

　　本案朱某的行為是否符合職務侵占罪犯罪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款規定，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行為。根據犯罪構成階層論，“犯罪構成由不法和責任組成，不法是指符合構成要件且違法，構成要件符合性不等于犯罪的全部成立條件，只是成立犯罪的一個要件 ；在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后，只需要判斷是否存在違法阻卻事由。而責任是對不法的非難可能性，責任要素中包括需要積極判斷的要素（如故意）和消極判斷的要素（如期待可能性）。”［6］。本案朱某是偉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用經營管理偉業公司的職務便利，采取虛列工程款開支，實施了將偉業公司500萬元以工程款名義支付給南建公司，南建公司將稅后的445萬元轉入朱某指定由其控制的銀行賬戶，445萬元到賬后，朱某又指令他人將80萬元轉入其個人投資的項目賬戶用于裝修，該500萬元在偉業公司的賬面上已經作為虛列工程款支付的成本列支在會計賬中平賬。從這點來說，朱某的行為已經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但是符合了構成要件是否就必定構成犯罪呢？還要進一步考量阻卻事由，即違法阻卻事由和責任阻卻事由。
 

　　（三）準確考量民事法律行為是否阻卻犯罪成立

　　有些民事法律行為“不僅具有民事法律行為的形式特征，而且具備民事法律行為的實質內容，應當認定屬于民事法律行為，由此可以阻卻犯罪的成立。”［7］正如前文所述，一審判決認為朱某負責資金的籌集，其從偉業公司套錢出去的行為只不過是將左口袋的錢放入右口袋，本質上是朱某履行《聯合房地產開發合同》過程中的支配個人所籌集資金的行為，依法不成立犯罪，該判決書所援引的《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2項：“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亦證明了一審法院將朱某的行為認定為民事法律行為而阻卻犯罪的成立。

　　民法中的當事人不法行為可由民事手段制裁，民事制裁具有賠償補救的功能，相比之下，刑事制裁強調刑法嚴厲性、謙抑性。民事不法行為阻卻犯罪的理由在于，民事不法行為尚未觸犯刑法的強制性規定， 行為的危害程度遠不夠犯罪的程度，社會危害性較小。因此，可以成為違法阻卻事由。根據犯罪構成階層論， 犯罪阻卻事由分為違法阻卻事由與責任阻卻事由，“區分違法阻卻事由與責任阻卻事由，是完全必要的。”［8］ 本案一審判決認為朱某的行為雖然符合構成要件，但本身是民事法律行為，不具有違法性，因此屬于違法阻卻事由。二審法院雖然維持了一審無罪判決，但認為朱某身為偉業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合理避稅為由虛開發票并套用公司款項存在合理性，不足以認定其非法占有公司財產的主觀目的，從本質上，這是責任要素（故意）的阻卻事由。龍崗區龍城國際律師認為，無論一審判決還是二審裁定，法院都認為朱某套取偉業公司款項的行為屬于“合理”的民事法律行為。
 

　　（四）準確評價案件整體的事實與證據

　　在遵循前面“查明民事法律關系→確定是否符合犯罪構成→是否存在阻卻事由”的犯罪認定路徑的基礎上，還要綜合全案考慮，評價案件事實與到案的證據情況，既要把握認定民事法律關系和認定犯罪構成的事實證據，也要把握阻卻事由的證據。具體到本案中，雖然民事法律關系和犯罪構成等方面的證據基本充分，但仍有一些不確定的事實無法證明，比如朱某辯解的因避稅而虛開發票，但通過虛開發票能夠降低多少稅收，是否能夠與其本人所繳納的55 萬元稅金相抵，由于項目沒有結算無法查明，可以作為不能排除合理懷疑的理由。因此，二審判決也更正了一審判決援引的《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2項，改為援引第3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龍崗區龍城國際律師認為，這個案件之所以判無罪，最關鍵的是認定朱某非法占有公司財產的主觀目的不確定，證據也不夠扎實。在辦理刑民交叉案件要比辦理單一刑事案件還要更加嚴謹，既要確保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又要排除合理懷疑， 再同步厘清刑事與民事的關系，做到精準定性。   深圳龍崗區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