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寫作源于我們在日常實踐中接觸到相當數量的大學生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采取強制措施，甚至最終被追究刑事責任。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犯罪可以呆在家里；刑事政策的調整和偵破手段的進步，越來越多原本可以成為犯罪黑數的案件暴露在司法機關面前；社會環境對校園的入侵，使得象牙塔里的大學生更直接地面臨著各種不可抗拒的誘惑。此外，由于我國刑法中審前羈押率仍保持在較高比例，加上前科制度的存在，大學生的犯罪比其他類型的犯罪更令人遺憾——尤其是一些犯罪的觸犯，并不能反映當事人的主觀惡性，更多的是因為他們法律意識淡薄。有鑒于此，本文結合實踐中的裁判案例，梳理了大學生經常觸犯的網絡犯罪，以提醒大學生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負責，提高法律意識，嚴格遵守刑法底線，確保自身安全。
一是因銷售兩卡而違反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刑法修正案(九)》為進一步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猖獗而補充的犯罪，通常稱為幫助信息罪。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的規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指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信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大學生涉嫌的幫助信托罪往往與銀行卡、手機卡(即兩卡)有關。常見的犯罪模式是行為人以數百元至數千元的價格向他人出售自己的銀行卡和綁定的U盾，或者介紹他人實施上述銷售行為，或者作為中間商轉售兩卡。經核實，上述銀行卡和手機卡用于電信網絡詐騙活動，公安機關通過銀行流水信息安排，發現并鎖定了涉嫌犯罪的行為人。
本罪屬于故意犯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規定的罪行也明確要求行為人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但在實踐中，行為人主觀知道是否存在，不會簡單地根據其供述和辯解來確定，而是更多地采用推定規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行為人客觀實施本條規定的七項行為的，可以推定其主觀上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實踐中常用的是本條第三項，即交易價格或方式明顯異常。由于銀行卡，手機卡本身沒有財產價值，但在涉案交易過程中，行為人往往可以從銷售兩卡的交易中獲得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的報酬，屬于交易價格明顯異常，因此被公安司法機關推定為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特別是，司法機關要求行為人知道可能，即只要求行為人知道行為卡，即只要他人知道行為卡，就可以故意用于犯罪活動。
在實踐中，大學生基于法律意識淡薄，甚至不知道幫信罪的存在，或者主觀上認為賣自己的卡不會構成犯罪，但實際上已經陷入了刑事犯罪的漩渦。大量有罪案件反映了上述現象，如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審理的涂某通、萬某玲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案件(案號:(2020)川0781刑初373號)、湖南省桃源縣人民法院審理的秦相森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案件(案號:(2021)湘0725刑初395號)等。
二是因騙取他人財產而犯詐騙罪。
詐騙罪是一種傳統的財產侵權犯罪。大學生不僅容易成為詐騙罪的受害者，而且容易因心智不成熟或無法抵御外界誘惑而犯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詐騙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被害人財產的行為。
這種犯罪的行為模式很容易理解。在實踐中，行為人騙取他人財產的原因千差萬別。比如在安徽省全椒縣人民法院審理的黃璐詐騙案(案號:(2021)皖1124刑初286號)中，被告黃璐作為在校學生，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網上冒充高考學生或醫生，以銷售HPV九價疫苗為由多次騙取他人財產。在深圳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濮某詐騙案(案號:(2021)滬010刑初665號)中，經人民法院審理認定，被告濮某作為在校學生，虛構事實，冒充女性身份，以約拍私人照片、性關系為誘惑，或在家教組發布虛假招聘信息，一人分兩個虛假身份，多次詐騙他人財產后與被害人斷絕聯系。可見，大學生涉嫌詐騙犯罪，往往是為了謀取非法利益，利用信息網絡捏造實施，騙取他人財產。
三、因擔任賭博網站代理并接受下注而犯開設賭場罪。
《刑法》第三百三條第二款規定的開設賭場罪也是傳統罪名。然而，隨著近年來社會經濟的發展，犯罪手段不斷更新，與互聯網緊密結合。網絡賭博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大學生是社會上最年輕的成年人，他們對互聯網技術和新事物的掌握程度高于其他社會群體。在司法實踐中，大學生涉嫌開設賭場罪往往表現為擔任賭博網站代理并接受投注。
早在2010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就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條第一款第三項明確規定，代理賭博網站并接受賭博屬于開設賭場。面對日益猖獗的跨境賭博現象，2020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再次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跨境賭博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第二款第五項規定，以營利為目的，利用信息網絡和通信終端傳輸賭博視頻和數據。在實踐中，上述行為類型下開設賭場的案例很多。例如，在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李望、許傳洋等開設賭場的案件中(案號:(2021)湘0903刑初524號)，經人民法院審理認定，被告人許傳洋為在校學生，擔任亞博體育賭博平臺代理人，接受他人投注，招募下級代理人，下級代理人接受投注，從中獲利，構成開設賭場罪；再比如，在山東省膠州市人民法院審理的高某開設賭場的案件(案號:(2021)魯0281刑初231號)中，經人民法院審理認定，被告高某作為在校學生，以營利為目的，明知自己是賭博網站，為自己擔任代理，發展線下，從線下投注中賺取傭金，構成開設賭場罪。
四、違法利用信息網絡罪是因設立違法犯罪通訊組或者在其中為違法犯罪活動發布信息而觸犯的。
非法使用信息網絡罪和上述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均為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的規定，本罪的客觀行為分為三類：設立網站和交流小組；發布有關違法犯罪信息；為實施欺詐等違法犯罪活動發布信息。上述三種行為類別在實踐中都有例子，如：
在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周某等非法利用信息網絡案件(案號:(2021)滬0109刑初687號)中，包括在校學生在內的被告人結伙作案，成立了實施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的通訊組，情節嚴重。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款第一規定，被依法認定為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七星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周賢斌，張佳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案(案號:(2020)桂0305刑初199號)中，張佳琪作為大學生，使用三網通軟件和手機卡發送賭博網站短信，以獲取非法利益。情節嚴重。因為這些信息屬于開設賭場的非法犯罪信息，所以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的規定，被依法認定為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在四川省鹽邊縣人民法院審理的楊春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案(案號:(2021)川042刑初66號)中，被告楊春健為了獲取非法利益，明知某個APP仍涉嫌使用信息網絡設立集團，并被認定為非法利用。
事實上，目前大學生容易犯的網絡犯罪不僅僅是上述四項罪名，還涉及隱瞞、隱瞞犯罪所得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收集、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等罪名。本文僅限于篇幅，只能選擇其要求。我們認為，目前大學生容易在信息網絡犯罪中迷失自我，原因復雜，但其法律意識薄弱或基于信息網絡固有的發散性和匿名性，滋生僥幸心理，特別是在沒有受害者的相關刑事案件中，行為人更容易產生未被發現的錯誤理解，然后從象牙塔中的學生成為法庭上的被告。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具有極其鮮明的兩面性。在充分發揮和利用其便利的同時，大學生應學習、使用、遵守法律，消除僥幸心理，堅決抵制信息網絡犯罪。 深圳市龍崗區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