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檢察院起訴的階段,吳大全想過翻供——“給檢察官說過,殺人不是我干的,是史畢幺和成全干的。但檢察官說,既然你都承認了,何必再提成全呢?一旦翻供,這個案子只好重新打回公安局……”吳大全怕了,不想吃第二遍苦頭,只好“老老實實認罪”。深圳律師事務所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在一審法庭上,吳大全的話不多,就那么幾句,自己沒有殺人,希望法官輕判——“對方有十來個人(公訴方、死者親屬及聘請的律師,記者注),我只有一個人、一張嘴,哪里說得過他們呢?”判決他也坦陳,不久,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著他,“睡不著覺,聽到門響就以為要拉出去槍斃了……”。
在吳大全的敘述中,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以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二審,有關方面為其指定的辯護律師幾乎沒有起到相應作用,他自己的解釋是:“沒花錢,指定律師有啥用?”實際上,寧波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其指定了康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忻芙蓉,忻也到看守所會見過他。
庭審中,忻為其做了有罪辯護:“被告人吳大全屬初犯,沒有積極準備工具,又沒有具體實施砍被害人的行為,請求對被告人吳大全從輕處罰。”讓人不解的是,4年后,當本刊記者詢問這位律師當年吳大全的案情時,這位女律師似乎已經不記得這個曾經事關生死的案件了,反問記者:案子是我辦的嗎,判決書上是怎么寫我的?
從業多年的資深律師楊學林說,一般情況下,會見過當事人還有出過庭的律師,不大可能將案件忘記得一干二凈。但現實中,由于國家補助的錢不高,也確實存在指定律師不夠盡責的情況。“我去過挪威,那里也有法律援助機制,費用不高,但因為考評權掌握在法官手里,法官希望控辯雙方在一個水準上進行,不盡力的辯護律師下次就不用了,所以指定的律師還都挺盡責。”
忻芙蓉的這些“記不起來”的辯護意見,未被法庭采納,法官的看法是:“吳大全雖未準備犯罪工具,也沒有直接致人死亡,但其積極實施搶劫,又指示未成年同伙將被害人殺人滅口……”最終,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吳大全死刑。宣判時,怕他接受不了,法警上前攙扶,吳拒絕了。
他多次向媒體陳述,我當時“不怕死,扛得住”。可是,他也坦陳,不久,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著他,“睡不著覺,聽到門響就以為要拉出去槍斃了……”二審判決下來那一天,聽到是死緩的消息,吳大全“興奮得簡直要飄起來”。
可是很快,他又被巨大的失落所包圍,“死緩,雖然暫時不死了,可等到出獄,都變老了,還能有什么用呢?”巧遇聽到外面有人說找貴州老鄉。出來一看,是一個熟悉面孔,他愣了:這不是成全嗎?從2007年8月17日進入浙江省第四監獄服刑,吳大全不是沒想過申訴,“申訴狀都寫了10多份”。
可是,監獄內政治課老師的話讓他絕望——“申訴成功率只有萬分之一”,還必須要有新證據。找不出新的證據,吳大全將寫好的十多份申訴書都撕了,他要慢慢適應監獄內的生活。2008年11月份,監區5大隊的一個老鄉來找他,說9大隊也有一個貴州惠水縣老鄉,想找個機會大家見見面。
一天,他正在讀書室看書,聽到外面有人說找貴州老鄉。出來一看,是一個熟悉面孔,他愣了:這不是成全嗎?成全也愣了。“你怎么在這里?”成全問。“我怎么在這里,該是我問你才對!”吳大全火了。“特地上前去看了看成全的胸牌”,上面寫著“班春全”,那時,吳大全才知道成全的真名。成全“看起來有些心虛,臉色發白。過了一會兒,他問我:你檢舉過我嗎?后來見面幾次,他又多次問過。”
深圳律師事務所想知道,當初警察為何沒有找到成全呢?原來,2006年9月與史畢幺合謀殺人后,小名“成全”的班春全逃至慈溪附近的余姚市,“通過同村堂兄弟班金順、叔叔班明高、嬸嬸王明英等人幫忙進入余姚光輝玻璃廠上班”。心虛的成全沒敢出示自己的身份證明,而是化名“班忠禮”。不料,2007年7月,因酒后口角,這個年輕人又捅死了人。而彼時的吳大全,已經被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處死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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