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刑訊逼供說出的證據是否有效？深圳律師事務所為您解答

　　到了檢察院起訴的階段，吳大全想過翻供——“給檢察官說過，殺人不是我干的，是史畢幺和成全干的。但檢察官說，既然你都承認了，何必再提成全呢？一旦翻供，這個案子只好重新打回公安局……”吳大全怕了，不想吃第二遍苦頭，只好“老老實實認罪”。深圳律師事務所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在一審法庭上，吳大全的話不多，就那么幾句，自己沒有殺人，希望法官輕判——“對方有十來個人（公訴方、死者親屬及聘請的律師，記者注），我只有一個人、一張嘴，哪里說得過他們呢？”判決他也坦陳，不久，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著他，“睡不著覺，聽到門響就以為要拉出去槍斃了……”。

　　在吳大全的敘述中，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以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二審，有關方面為其指定的辯護律師幾乎沒有起到相應作用，他自己的解釋是：“沒花錢，指定律師有啥用？”實際上，寧波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其指定了康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忻芙蓉，忻也到看守所會見過他。

　　庭審中，忻為其做了有罪辯護：“被告人吳大全屬初犯，沒有積極準備工具，又沒有具體實施砍被害人的行為，請求對被告人吳大全從輕處罰。”讓人不解的是，4年后，當本刊記者詢問這位律師當年吳大全的案情時，這位女律師似乎已經不記得這個曾經事關生死的案件了，反問記者：案子是我辦的嗎，判決書上是怎么寫我的？

　　從業多年的資深律師楊學林說，一般情況下，會見過當事人還有出過庭的律師，不大可能將案件忘記得一干二凈。但現實中，由于國家補助的錢不高，也確實存在指定律師不夠盡責的情況。“我去過挪威，那里也有法律援助機制，費用不高，但因為考評權掌握在法官手里，法官希望控辯雙方在一個水準上進行，不盡力的辯護律師下次就不用了，所以指定的律師還都挺盡責。”

　　忻芙蓉的這些“記不起來”的辯護意見，未被法庭采納，法官的看法是：“吳大全雖未準備犯罪工具，也沒有直接致人死亡，但其積極實施搶劫，又指示未成年同伙將被害人殺人滅口……”最終，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吳大全死刑。宣判時，怕他接受不了，法警上前攙扶，吳拒絕了。

　　他多次向媒體陳述，我當時“不怕死，扛得住”。可是，他也坦陳，不久，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著他，“睡不著覺，聽到門響就以為要拉出去槍斃了……”二審判決下來那一天，聽到是死緩的消息，吳大全“興奮得簡直要飄起來”。

　　可是很快，他又被巨大的失落所包圍，“死緩，雖然暫時不死了，可等到出獄，都變老了，還能有什么用呢？”巧遇聽到外面有人說找貴州老鄉。出來一看，是一個熟悉面孔，他愣了：這不是成全嗎？從2007年8月17日進入浙江省第四監獄服刑，吳大全不是沒想過申訴，“申訴狀都寫了10多份”。

　　可是，監獄內政治課老師的話讓他絕望——“申訴成功率只有萬分之一”，還必須要有新證據。找不出新的證據，吳大全將寫好的十多份申訴書都撕了，他要慢慢適應監獄內的生活。2008年11月份，監區5大隊的一個老鄉來找他，說9大隊也有一個貴州惠水縣老鄉，想找個機會大家見見面。

　　一天，他正在讀書室看書，聽到外面有人說找貴州老鄉。出來一看，是一個熟悉面孔，他愣了：這不是成全嗎？成全也愣了。“你怎么在這里？”成全問。“我怎么在這里，該是我問你才對！”吳大全火了。“特地上前去看了看成全的胸牌”，上面寫著“班春全”，那時，吳大全才知道成全的真名。成全“看起來有些心虛，臉色發白。過了一會兒，他問我：你檢舉過我嗎？后來見面幾次，他又多次問過。”

　　深圳律師事務所想知道，當初警察為何沒有找到成全呢？原來，2006年9月與史畢幺合謀殺人后，小名“成全”的班春全逃至慈溪附近的余姚市，“通過同村堂兄弟班金順、叔叔班明高、嬸嬸王明英等人幫忙進入余姚光輝玻璃廠上班”。心虛的成全沒敢出示自己的身份證明，而是化名“班忠禮”。不料，2007年7月，因酒后口角，這個年輕人又捅死了人。而彼時的吳大全，已經被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處死緩了。